1951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已病入膏肓，彭真指示：就剩一口气也抓_郁文_历史_雷恒

1950年3月，中央政府正式决定成立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全面开展全国范围内的革命战争时期文物收集工作。这一决策的背后，王冶秋作为新中国成立后负责文物和博物馆接收与建设的主要负责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发现了一个极具历史价值的物品。那时，王冶秋骑自行车穿行于北京的东城到西城，途经德胜门外时，他在路边的草丛中无意间发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文物。这件文物，在八年后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开馆后，成为了珍贵收藏之一，并被赋予了编号“0001”。

这件文物，实际上是一座晚清时期从欧洲进口的绞刑架。尽管长时间暴露在风雨中，历经岁月的洗礼，这座绞刑架依旧保存完好。然而，更加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与19名革命志士就是在这座绞刑架下牺牲的。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的核心人物，还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与贡献。尽管新中国成立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李大钊当年的悲剧依旧令每一个中国人痛心不已。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与其他18名同志在北京北部被捕。尽管在监禁期间遭受了极其残酷的酷刑，但他们始终没有屈服。最终，他们都惨遭反动军阀的杀害。李大钊在被杀时年仅38岁，他的英勇和牺牲成为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永恒的传奇。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尽管岁月流逝，李大钊当年的死因和凶手依然是一个悬而未解的谜。事实上，早在1949年2月，北京市公安局接管了国民党警察局的功德林监狱后，就在监狱内发现了李大钊当年牺牲的绞刑架。公安人员在接管过程中查阅了部分原国民党政府的档案，意外地找到了关于李大钊被杀的关键信息。通过一份1927年京师警察厅的奖励晋升文书，相关人员得知了当年负责抓捕李大钊的几个关键人物。这些人，陈兴亚、吴郁文、雷恒成和蒲志中，因抓捕李大钊有功，获得了张作霖的嘉奖。由此，吴郁文、雷恒成等人被确定为李大钊的凶手。

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的高度重视，他指示公安局重新启动对李大钊被害案件的调查。尽管案发已过去20多年，真凶几乎无处可寻，但意外的线索却如雪中送炭。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收到来自铁道部公安局的一个信函，信中提到曾参与过李大钊被害案件的吴郁文（化名吴博哉）目前居住在北京鼓楼湾一带。这一线索引起了冯基平局长的关注，冯立即指示侦查员温振海对该线索进行调查。

温振海第二天便赶到鼓楼区域，然而在当地搜寻一整天，却没有找到所谓的“鼓楼湾”。他焦虑不已，怀疑信中的信息是否真实。后来，温振海得知，北京市政府在建国后对旧有地名进行了重新划分，“鼓楼湾”已经改为“旧鼓楼大街一号”。经过进一步的查询，温振海终于在旧鼓楼大街找到了一户姓吴的家庭，地址与信中所述极为相似。最终，经过一番细致调查，温振海确认吴博哉便是当年负责李大钊被捕的凶手之一——吴郁文。

此时，冯基平和狄飞等侦查员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并通过档案资料找到了吴郁文的照片，确认他就是李大钊的杀害者之一。于是，公安局决定立即行动，逮捕吴郁文。在审讯中，吴郁文没有任何抵赖，他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并交代了其他几名共犯的下落。随着调查深入，吴郁文的同伙雷恒成也被确认参与了李大钊的处决，并且一度逃亡至上海改名为“了明禅师”。

1952年秋，上海市公安局根据线索成功锁定了雷恒成的行踪。通过一系列侦查，警方在上海发现了“了明禅师”的真实身份。雷恒成被逮捕后，面对确凿的证据，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曾亲手参与了李大钊的审讯和酷刑，并且是杀害李大钊的主要策划者之一。1952年10月，雷恒成在审判中承认了所有罪行，最终被判处死刑，并于1953年4月执行。

随着吴郁文和雷恒成的落网，李大钊被害案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调查结果。但仍有一名重要的凶手始终未被捕，那就是李渤海。李渤海，原为北大的学生，与李大钊是亲密的朋友，他在五四运动中也有显著表现。然而，李渤海在后期叛变，出卖了李大钊的藏身地点，这为李大钊的被捕埋下了祸根。李渤海的背叛，给中共北方党组织带来了严重的破坏，成为了这一历史事件中令人痛惜的背叛者。

尽管李渤海最终被捕并多次叛变，但他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定的功绩，特别是在西安事变时，他为推动局势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李渤海的最终结局也相当复杂，在五十年代初，他因潘汉年案的牵连被捕，最终死于监狱。1981年，他的判决被撤销，并得到了平反，官方决定“既往不咎”。

李大钊案中的其他几名凶手也纷纷落网。面对这段充满血腥与背叛的历史，尽管我们看到了法律的严惩，但党和政府在执行过程中仍表现出了人性的宽容与理解。特别是对于年迈且身患重病的吴郁文，尽管他为李大钊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根据人道主义原则，最终未判死刑，而是改判无期徒刑，给予了照顾。

这一系列事件，展现了我们党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的公正和人性，也为历史留下了深刻的记忆。